明崇祯五年（1632年）十一月，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向崇祯报告说：经一年苦战，陕西境内的“流寇”已基本肃清。崇祯在接到这个消息时，顿时喜上眉梢。但过了没多久，他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他知道，这眼下的“匪患”并未完全解决，“革命”还尚未完全成功，诸位仍需继续努力。

本来陕西境内连年灾荒，再加上兵荒马乱、匪患横行，早已是赤地千里了。“流寇”们弄不到粮食，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他们便从崇祯三年开始纷纷渡过黄河跑到山西地界发展去了。此时山西的防守相对薄弱，根本拿不下这些来势汹汹的“流寇”，再加上山西遍地饥民，纷纷加入了义军队伍，局面逐渐发展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再到后来，曹文诏这员悍将带着三千精锐的辽兵跑到了山西，连砍了王嘉胤和赵胜这两位大佬级的人物，暂时压制了一下山西的“流寇”。但老曹后来又出兵去了陕西，以帮助洪承畴“剿匪”。山西的义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后，又“满血复活”了。

到了崇祯五年冬季，山西的义军犹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生根发芽。过了没多久，就发展到了二十多万人。这其中分为三十六家，大的数万人，小的数千人，他们各有各的老大。为了抱团取暖，这三十六家义军共推王自用为所谓的“盟主”，统领全山西的义军。

这王自用原是王嘉胤的手下，外号“紫金梁”。前文说过，在王嘉胤被曹文诏弄死的时候，王自用侥幸逃脱。按理说，王自用此人并非能力超强之辈。他之所以被三十六家义军共同推选为盟主，主要是因为王自用造反早，是个老资格的“造反派”。他在崇祯元年的时候就加入了造反的队伍，在王二、王嘉胤、张存孟、赵胜这些最早起事的大佬们纷纷扑街之后，剩下的资历最深的就只有王自用和高迎祥了。王自用能当一把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主要因为他之前一直是王嘉胤的“心腹大将”。王嘉胤当年在陕西各路义军中就是带头大哥的地位，因此在王嘉胤死后，由他的兄弟来当大哥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虽然王自用当了三十六家的盟主，但其实并不能真的对三十六家义军进行统一指挥，大家还是各自为战。只是在内部遇到矛盾时，会由老王这位“元老”出面调解一下。说白了，这就是个类似于“调解人”角色。虽然老王这边儿无法统一指挥三十六家义军，但曹文诏那边儿却一刻也没有闲着，他开始暗中统一指挥调动山西各路明军准备出击了。

崇祯五年十二月，崇祯下旨，将曹文诏晋升为山西总兵，还给了他“节制秦晋诸将”的头衔。老曹的这一番晋升也就意味着此后山西的军事指挥大权就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了。由此可见，崇祯对这位老曹同志还是抱有极大期望的。

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曹文诏率三千辽兵出潼关，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此时山西的三十六家义军早已知道了老曹的赫赫威名，他们心里明白跟老曹硬怼是没有多少胜算的，只有避其锋芒才有生存下去的空间。有道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们在苦思冥想之后，还是想到了一个对付明军的办法。

此时的山西全省只有一万五千军队，北边的大同虽然还有不少边军，但要防蒙古察哈尔部入塞掠劫，不敢轻易调动。光靠这一万五千军队，根本没法控制所有的交通要道。结果就导致义军轻易穿过了太行山天险，突然出现在了北直隶的真定府（今河北石家庄）境内。

崇祯一听“流寇”都快杀到自己跟前来了，这还了得？对明朝来说，北直隶属于畿辅地区，是拱卫京畿的重要之地，而且这里是一马平川的地形。一旦这里出现漏洞，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说大批“流寇”跑到北直隶来了，那简直无险可守，京城可就危在旦夕了。崇祯慌乱之下，赶紧从从通州和昌平各调来两千兵，又从保定调来八千兵，并以左良玉为援剿总兵，前来封堵从山西跑出来的众“流寇”。

看到朝廷调来了重兵，义军决定避实就虚，转而南下攻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广平府（今河北永年）和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不成想，他们这次攻击竟然遇到了一个刺头儿。而这个刺头儿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卢象升。

卢象升是进士出身，后来官至大名府知府。虽然老卢这厮是个文官，但却力量过人、善于骑射，对军事也很有研究。在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塞的时候，他以知府的身份召集了三千大名子弟北上勤王，立了一些战功，回来后就被提升为大名兵备道，负责大名、顺德、广平三个府的军事指挥工作。而他召集的这三千大名子弟兵，就成了他日后的核心部队——天雄军（大名唐代为天雄节度使驻地）的班底，这也是他赖以起家的嫡系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