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成亲自将宋献策送出门外，吩咐亲兵去营中给宋献策安排住处，站在台阶上，看着宋献策离去的背影，听着远处隐隐约约的唱戏声，身子有些抑制不住打颤抖着。

绵长鹤把马牵来，见吴成这副模样，有些疑惑的挠了挠头，问道：“成哥，那宋先生讲了一堆‘礼’啊、‘义’啊什么的，俺也没听懂，那些话很有用嘛？”

“何止有用？宋先生那番话已经不是普通的献策了，是在构筑我武乡义军的政权合法性！”吴成长长吐了口气，笑着摇了摇头：“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十八子主神器’，这位宋先生确实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政权合法性简而言之便是统治者的统治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合理和符合道义的，是古今中外历代政权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宋运告终而有元入中国为天下主，今运亦终，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如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如李自成的“上帝鉴观，实惟求瘼。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都是在构筑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此即为“正统”，亦为“天命”。

合法性越高，民众对统治的服从度也就越深，政权就越稳定，合法性过低，便会直接威胁统治的根基。

历史上的宋献策投奔李自成之后，为李自成贡献了不少谶语，最着名的便是那句“十八子主神器”，这些谶语实际上也是在帮助李自成构建闯军政权的合法性。

李自成起自流寇，为了生存屠戮良善、劫掠百姓的事也不是没干过，又是坚定反明的反贼，他没法像朱元璋那样把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承袭于宋元前朝，也无法像汉唐那般走安民护民的路子，更不可能如那些割据军阀一般直接摆烂，将政权的合法性归结于兵强马壮之上。

所以宋献策为他寻了另一条路，即“天人感应、天命所归”，无论是“十八子主神器”，还是其他的谶语都是在强化李自成“天命真主”的概念，闯军政权的合法性，便来自上天的天命。

而武乡义军却不同，武乡义军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充当合法政府去的，是一支安民救民的军队、一个提供稳定秩序的政权，不像李自成那般背上流寇的负担，所以在这个时空里，宋献策没有将那些鬼神谶语弄出来，而是直接从孔孟之道下手，用儒家来为武乡义军的政权合法性奠基！

这对吴成来说是个天大的惊喜，后世伟人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但一个政权要长治久安，不可能一直靠着“枪杆子”，必然是要有一系列成体系的理论作为地基来指导政权的行动、明确政权的奋斗目标和维系方式，而这些理论往往就发源于政权的合法性上。

武乡义军不像大明，大明的政权合法性和理论体系承袭了华夏数千年发展下来的纲常伦理、礼教清规，体系完善、理论扎实庞杂，武乡义军的“倡义救民”、“一切为了百姓、一切依靠百姓”等理论，要么只是一件粗浅的口号，要么是行为施政的措施，零零散散，并没有构筑起完善的理论体系，不成体系，武乡义军自然就称不上一个完善的合法政权。

吴成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也没办法，时代不同、生产力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大明又没经历后世几近亡国灭种、百年屈辱之祸，后世的理论体系不可能照搬到这个时代来，必须要结合大明现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