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四省的长官、还有海洋省的长官纷纷向天津送消息，表示人可以再多来一点，这点人过来算什么？

打发叫花子呢？

人要是再不来，我们修那么多东西不是白费了吗？

天京中央政府也是压力山大，不断的协调各地，把各地多余的人口往中南半岛和南洋送，干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于是从兰芳十三年开始出现苗头的人地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那些欠发达的地区也得到了可以继续发展的未来的可能性。

而这一波潮流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副产品，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农业人口主动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开始走向成为工人的道路。

这一切也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的革新。

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不断发展，还有集体农庄体制的优越性，过去需要大量劳动力才能维持的农业生产现在可能只需要过去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三的劳动力就能够达到，而且产量还年年递增。

这就意味着大量农业人口继续盯守在土地上所能获得的边际效益正在不断的递减。

这种情况，不单单是中华联邦政府能够从各地统计的数据上看出来，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

在兰芳十一年以前，在集体农庄体制之中，有着从集体农庄抽调劳动力前往地方协助基础设施修建的这么一个政策。

这种情况多起来之后，很多地方都会向中央抱怨说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不能拉满。

集体农庄的代表们对于工业部门各种不满、各种抱怨，说他们掠夺了农庄的劳动力，说他们耽误了农时。

很多农民也不是很愿意被征召去从事基础设施的建设，哪怕官府给足了他们工钱和口粮，他们还是觉得这样做耽误了他们的农业生产，让他们赚得少了。

但是从兰芳十一年往后，这样的抱怨就越来越少。

兰芳十三年之后，这样的抱怨几乎就没有了。

因为大家确实发现了，就算不投入那么多的农业劳动力，农业产值还是每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往上上升。

在此基础之上，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主动响应官府的号召报名，去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去多赚一笔钱。

但是随着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建设浪潮过去，工业部门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农村劳动力去帮助搞地方的基础建设了。

于是乎，这种名额反而在集体农庄内部成为了香饽饽，大家都争抢着要去，为了一個名额吵来吵去，有些地方甚至要动手。

当然唯一不变的是集体农庄的代表们还是各种抱怨，只是抱怨的内容不太一样。

以前抱怨的是工业部门跟他们争抢农业劳动力，搞得农业生产数据不好看。

现在抱怨的是工业部门不和他们争抢农业劳动力，以至于农民们的收入不够高，怨声载道。

这种变化搞的工业部门里外不是人。

不过这种情况在近年也有了一定的缓解，因为大工业建设计划已经开始缓慢地向北推进了。

随着公路和铁路的铺设计划的推进，联邦内部出现了大量的水泥钢铁等建材需求，这就要求更多的水泥厂和钢铁厂的建设。

这些工厂和铁路、公路的建设不单单需要资源，需要选址，需要交通方面的配合，也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

这个时候，集体农庄内部多余的劳动力脱颖而出，成为了公认的最佳选择。

一个两个都是棒小伙，而且呢，他们还有基础的学识。

联邦政府在集体农庄内部办事的扫盲班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成为工人也是需要先决条件的，一个文盲是很难成为一个好工人的，想要成为一个工人，怎么着也要有最基础的文化水平。

而集体农庄内部的多余劳动力则完美地契合了这一要求。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由工业部主导的大工业建设计划，每在一个地方落户就会引起当地民政部门和集体农庄的集体欢呼，这就意味着当地多余的农业劳动力有了去处，可以创造更多的产值，可以解决更多人的工作需求和生计问题。

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当然是好事。

不过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适合发展工业，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适合铺设铁路和公路，所以工业部门的这一次“发善心行动”也不是得到了所有地方的一致认可。

有些地方就觉得很不满，觉得你们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办厂？是我们哪里不好吗？

人家这里办厂了，居民能赚到更多钱了，我们这里没有厂子，办不起来，赚不到钱，大家伙可劲的抱怨着呢！

人口越多的地方，这样的问题就越严重，这样的声音也就越大。

比如江苏，比如安徽，比如山东，这些人口大省对工业部的不满就非常严重，这些人口大省的主官也屡屡向天京中央送消息，表示他们这里非常需要工业部门的侧重。

他们这里人口多，比其他的省更需要工业部门的投资建设，要求中央重新考虑。

但是这种事情又不能完全按照人口规模来做决定，工业部门也要参考当地的实际条件，有些地方就是发展不了工业，那又能怎么样呢？这种矛盾是没办法调和的。

身在天京中央，赵学宁不断从各地得到类似的消息。

他知道地方上的矛盾，知道大家的难处，但是他同时也知道，问题永远都有，问题永远解决不完，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给出办法，尽量指出方向，让人们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前进。

至于能不能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