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制司专察内外官司隐漏遗欠，”行移如三省体式”，说白了就是要。高宗批准后，经尚书省，遂铸印赐诸路，总制司初设，权力很大。总制司设立之后，高宗下令总制司事重者，与宰执同仪。

相当于是在三省六部之外，又设立了一个主官是宰相级别的，高级权力机构，这样的机构，必须是自己人去掌管，至少要让赵构信得过，这个人我们刚刚就说过，同样是皇室宗亲出身的赵鼎，不就是一个好人选。

于是赵构大手一挥，赵鼎成为了这个新设立的权力机构的执掌之人，同时大宋的经济命脉，一定程度上，也重新回到了赵家自己的手中，是他们可以去把握的。

赵鼎上台之后，又有赵构的支持，对于前线的各个州路，确实是给与了极大的支持，从客观上来说，赵鼎的上台，强化了大宋边境各个重镇的军事实力，对于大宋来说是一件好事。

不过赵鼎和秦桧等人，是天然的政敌，好在秦桧现在不在礼部任职，不然的整个礼部都绝对会被赵鼎穿小鞋。

并不是说赵鼎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相反他绝对是一个胸怀天下的忠臣，但是他的眼中，秦桧他们毕竟是劲敌，能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他们进行一定的打压，这就是很好的政治手腕。

不过赵鼎上位之后，对议和派到底会有什么影响，短期之内或许还不明显，不过这个影响迟早是要浮出水面的。

先是设置了总制司，之后大宋又进行了役法改革。宋室南渡之初，基本上袭用北宋末年免役法，这存在着一些弊端，同时也不符合南迁之后的民间的情况。

催督赋税，或雇募耆、户长，或以保正副、大保长兼充，各地办法不尽一致，只要一个制度里面有不一致的地方，就容易出现混乱。

原来的役法之中，保正副或大保长兼充户长催督赋税，颇多赔累破产的，这是因为毕竟还是没有统一的管理，加上这些保正副或大保长兼充户长，在进行自己职责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作奸犯科的行为，所以百姓苦不堪言。

建炎四年时，其实就已经现了这种弊病，于是当年罢户长，依熙宁法，差甲头催督。然而甲头多农民，差募之际，富者以贿赂幸免，贫者以诛求受害，破产者更多，民力重困。

于是，进士王九龄、祠部员外郎林季仲等纷纷上奏，请行耆户长之法，总一乡物力，次等选差，单丁许募人充役，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压力。

绍兴五年1135四月，宋廷同意修改役法。

四月还有一件大事，被囚禁在五国城的宋徽宗，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艺术家赵佶病逝，他的遗言想归葬内地，却未得新上任的金熙宗的允许。

徽宗赵佶在位的时候，初欲调和熙丰与元祐党争，以“绍述”神宗为国策，任用蔡京等主持国政，蔡京等托名“绍述”，禁锢元祐党人，排斥异己，变乱新法，祸国害民。